诸如夺魂锯系列电影，向来并非自己所属意的类型，毕竟以极尽血腥之能事，越是变态虐杀越显现其作品不凡者，往往在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呈现死亡感官后，留下的只是一片毛骨悚然般的荒芜，恐惧自然余悸犹存，但却少了点批判社会性的余韵。
深究每个虐杀行径背后的动机，过往总聚焦在杀人魔自我的人格养成，基于主客观环境要素的稀缺，塑造出极度反社会性倾向，

继而才铸下令人发指的行径，其人或许值得同情，但仍无法合理化其残暴行径，毕竟，同样处在逆境下的人们，符合社会集体运作特征者，仍属多数，乖诞乃个人莫名的突变引致。

然而，本片的发想则截然不同，以更为贴近社会批判的观点，直臻执法体制的无能腐败。或许过程中惨遭猎杀的目标罪不致死，充其量只是不经意的工作倦怠或忽视，但毕竟是手中握有公权力的职务，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最终所产制的结果，导致人们感受着极度不正义，继而重新画起漩涡图腾，宣告私法正义再度揭竿而起，借以箝制权势者的胆大妄为。

令人发指的暴力，相信没有人能够容忍，但血腥残暴行径背后所指涉的意涵，才是值得深究的课题。
有时候捫心自问，您或会发觉，当我们观赏类似的暴力电影，审度虐杀行为的根据，往往取决于个人的良心。当您将种种恶行与故事所设定的世界观镶嵌思考，越符合着集体公义性者，则心下的惊惧感受越趋微弱，反倒不自觉的支持起反派者的制裁作为，陷落典型斯德哥尔摩情境，则合乎道德性的暴力不证自明。

基此，乖诞行径的正当性，始于其背后动机，一如觉青最爱挂在嘴边的箴言当独裁成为事实，革命就是义务，当体制显露腐败欺瞒的迹象，运用看似大逆不道的做法，企盼唤醒群众的反动意识，纵然游走于法律的底线，但在道德的观点中，却是充要且合理的。

搭配着时事发想，坦白说，第一时间想及宅神朱学恒致赠丧礼花篮给时中部长的新闻，此等行径正反解读不一，但显然作为的正当性与否，乃取决于究竟政府是否在防疫措施上有所闕漏，才引致人民陷入人身恐惧的情境。

若有，则师出有名，若无，自然有失厚道。如同过去向政府官员丢鞋被法官认定为言论自由般，倘若人们对于政府的诸种作为已然忍无可忍，则祭出极端行径呼唤多数民意，或也只是理所当然的公民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