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 2015 年的《红衣小女孩》开始，当时年仅 31 岁的程伟豪导演无疑开创了台湾一个全新类型电影的道路，后续更以《红衣小女孩2》、《目击者》、《缉魂》以及迷你影集《池塘怪谈》展现他越加熟练的执导能力与尝试各种技术突破的勇气，今年带来全新导演作品《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大胆结合动作、戏剧、民俗惊悚与议题性主题，题材丰富多元，但又充满娱乐性，犹如他出道至今的集大成之作，同时也入选了 2022 金马影展闭幕片，这一次我们特别与程伟豪导演聊聊从他过去的短片，到进入导演职位的这些年，如何改变与推动台湾影视幕前幕后的生态，搭配威士忌领路者格兰菲迪，同样以不畏未知、创新精神拓展各种领域的思维与精神，分享他勇敢领路，开拓自我，就算路途上总会面对怀疑与未知，但对于设定好的目标，不会失去信念。

喜剧，对我来说是另一个面向的自己。

多数观众对程伟豪导演较有印象的无疑是他的成名作品《红衣小女孩》，不过在此之前，他累积的短片作品，其实都有浓浓的黑色幽默元素在其中，而喜剧，也一直都是他想要尝试的风格，其实，喜剧对我来说是另一个面向的自己，以前创作的短片都偏向幽默、诙谐、嘲讽，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前几部都是惊悚、恐怖、犯罪，说真的是有一点腻了，不是说不想再拍，而是程伟豪自己的另外一块呢？程伟豪表示，这次《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在定锚风格走向时，喜剧就是第一要务，喜剧是一定要的，因为真的就是一直我想要做的，而其他的部分，我们想要讲的是什么呢？一些刻板印象也好，或是一些从歧视到理解的过程也好，这可能是我们主轴，在这样的框架下，要开展成怎样的故事，不如就设定一个钢铁直男的刑警，在缉毒的过程捡到红包，然后意外必须要跟男同志冥婚，不得不被绑定在一起，然后展开一段旅程。

虽然风格多元，但换个角度，对于投资方与观众接受度上，程伟豪也坦言充满未知与恐惧，喜剧片跟恐怖片大家买单的点都不太一样，怎样才会比较好看以及呈现好笑的喜剧元素，这东西，我自己压力也蛮大的，也在学习拿捏，那时候因为富川奇幻影展有拿奖，这件事对我来说就是第一个鼓舞，代表国际市场在看我们这个故事的概念时，就已经觉得蛮有趣了。

再次成为金马影展指定威士忌的格兰菲迪，这款 23 年顶级法国葡萄酒桶单一麦芽威士忌，先在美国橡木桶与欧洲橡木桶熟成 23 年，成就其细致的风味深度，再于稀有的顶级法国葡萄酒桶（Cuvée Cask）中过桶，淬炼出独特的成品，让苏格兰风情与法国精粹珍酩，交织出臻峰造极的罕见威士忌，如同《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一样，拥有完美融合的精神。风格确立之后，我要做的就是接下来把内容做扎实，例如说角色关系，人物情感，然后我自己觉得很重要，有特别跟编剧讨论的，就是要有笑有泪，它在嬉闹、插科打諢的过程中，人性可不可以同步存在？甚至偷偷带一点议题性，但也不想太严肃，又要反应一些时下与当代的议题状态。

我在每一次的创作都会是先想这件事：台湾的类型电影缺少什么？

身为一个勇于尝试、拥抱失败可能的领路者，程伟豪从不停留在每一次的成功经验里头，更像是修炼般地探索未知，而这个未知，他总是从观众身上找到可能的答案，我下意识其实是一个有点过度面向观众的创作者，而且我是有意识的会注意到这件事情，我很在乎观众的一些想法，还有我电影产生出来的那些互动，对于一般观众来说是什么？你对于自己在台湾市场要做各种类型的作品时，都会有自己的想法，这个想法就是来自于，如果我是观众，我会想要看到怎样的类型片？市场上越少的是不是越值得我们去开发？从一开始的《红衣小女孩》，犯罪电影如《目击者》，或是在《缉魂》的时候挑战科幻的元素，程伟豪的每一步都试着再往前一点点，恐怖片有哪些面向值得再开发？口味比较重一点的犯罪电影在当时的台湾市场是不是可以尝试看看？科幻元素对于东方观众来说的接受度又是如何？《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一样，台湾过去其实有很多的喜剧了，有动作喜剧的相对来说就比较少，甚至是结合冥婚这类民俗的喜剧，所以我在每一次的创作都会是先想这件事，台湾的类型电影缺少什么？

纵然如此，程伟豪也坦言在电影上映之前，对于票房成绩也会感到紧张焦虑，而他也分享了要成就类型电影，定剪之前的盲测非常重要，这样的盲测对于定剪来说是很关键的，因为我会很在意观众的想法，里面有没有哪些看不懂，或是你们一直有疑问的，毕竟创作者很容易会有盲点，然后你跟那个东西太久了，好几年，你以为你讲得超清楚，一些很大的概念都表达的很完整了，但其实没有，你从和观众对谈的过程你才发现，他们完全没懂。其实我从《红衣小女孩》第一集就开始做这类的 Focus Group，对于我而言是有尝到甜头的，定剪前的版本先给观众看，对于我之后的调整，观众的接受度会高很多。

看到车尾灯之前，你一定要先上路开车。

不断发扬领路者精神的格兰菲迪，在各个领域上总能领先业界，率先做出勇敢尝试；在《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中，程伟豪也大胆打造台湾飞车戏的新领域，这次除了动作之外我加入了一些飞车追逐的元素，某种程度也是从《缉魂》到《池塘怪谈》而来的，也许我没有办法像《曼达洛人》那样用 LED 摄影棚，但如果我转换一下方式，用布幕投影的话，我有没有办法做到一些东西？这次在《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就可以看到很多新的挑战，对于我来说这就是每一次每一次的升级。而这样的思维，也不知不觉带动了产业的成长，每一部电影，我其实都会设定一些技术挑战，慢慢开始往上，然后我也相信这些工作人员在一起激荡过程中，可以带着知识开枝散叶出去，就像《红衣小女孩》那票幕后都参与了台湾这 7、8 年来的恐怖片，例如说剪接、音效设计，而随着作品的量化，产业才会逐渐成长，最终百花齐放。

身为这波台湾电影类型的领路者，程伟豪导演除了身体力行外，更点出了环境需要更多的数量来支撑起这个产业，作为领路者角色，坦白说一开始一定会有徬徨跟紧张，但你就会知道这都是责无旁贷，你必须要去尝试的，不然你越不做，越无法突破产业的需求，进而完成产业这件事情。每次国际影展的时候，我们常会说看不到车尾灯，但如果你不赶快上路开车的话，你连车尾灯都没有机会看到的。所以，上路开车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非常重要，做每一个题材我都会步步为营、小心翼翼的确认本土市场真正的需求是什么，再去完成这个作品。

领路者，就是自我的挑战与追求。

领路者，就是一种自我的挑战跟追求，就是目标设定。你在世界各地也好或是各行各业都是，如果你自己愿意设定一些目标，然后尽可能的在那个产业达成什么的时候，就有机会做到一些事，那种东西是一种自我实现的过程。无论是导演还是监制作品，几乎已经成为票房保证的程伟豪，在每一个对话中依旧保持谦逊以及他对知识与新领域的求知欲望，领路者这件事，很多时候也像是误打误撞，你先尝试，才有机会做到，有些成绩之后，再带着底气跟自信一直往下，就像我刚刚说到的，《红衣小女孩》在当时是没有太多台湾自己突出的恐怖片，就会去想，我们要做吗？我们能做吗？我们能做到什么程度？犯罪电影也是，当时其实我已经写完《目击者》剧本，一直很希望他是我第一部电影，但就是没有人敢投这种电影，也是我在《红衣》获得一些成绩，才在《目击者》的时候要求说我可不可以选择一些演员？他们可能不一定代表着流量或票房，但可不可以？开始有底气，你就可以一步一步去实践。在这个时间的过程你就会去修正自己的一些做法或想法，最终，你就会发现身为领路者对你而言，是有意义的。

然而，身为领路者，绝对也会遭逢怀疑与挫败，不过最重要的是，你不能迷失自我，同时要保持信念，作为一个领路者的角色时，你常常说『我要这样做』，全剧组的人都会跟你说『怎么可能』，我也只能保持信念，跟他们沟通我可以拆解成怎样去执行完成，问他们觉得有没有机会，要不要一起去试试看，领路者里面的那种冒险精神，我算蛮有的，它可能会失败，但你愿不愿意去做？这个冒险的精神其实会引领着我在每一次题材选择与技术挑战上有尝试的勇气。

从《搞什么鬼》、《狙击手》再到获得金马奖最佳剧情短片的《保险员之死》，程伟豪导演在短片中累积了珍贵的养分，全数回馈在他的电影长片品质当中，先是驾驭了融合台湾民俗恐怖传说的《红衣小女孩》，再到有着浓浓香港与韩国犯罪、警匪的《目击者》，更在《缉魂》中参入东方少见的科幻元素，这次在《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几乎将他的招式灌输其中，继续勇敢在题材、技术面上，把台湾类型带到全新的领域，坚毅扮演着领路者的角色；犹如格兰菲迪除了在每一个威士忌的蒸馏酿造制程中，累积独有且难以取代的风味，不断领路而行，更在环保领域、数位行销推广上打破产业的疆界，持续勇敢开拓、尝试冒险，领路前行！